[61]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。

德性始乎蒙昧，终乎圣智。[8]《性理评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一。

他说：其实性之正训则离不得气质，气质不是性，离气质亦不是性，性者气质之理也。而戴震正是要破朱熹的这个说法。他说：人人生而后有欲、有情、有知，三者，血气心知之自然也。这同罗钦顺批判佛教以形影异精神是一个意思。[14] 这样，他把性、情、才和气质统一起来，从而肯定了感性欲望的合理性。

在这一方面，他对朱熹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评。他反对把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说成恶的根源，而加以剪除，以恢复良知之体或所谓天理至善的理论。苟徒识其迹，将日逐于多，适见不足。

但由于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，转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理，故以理为如有物焉而散在万物，故冥心去求这个理，说什么一本万殊，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，实际上和佛教遍见俱该法界的说法没有区别。[75] 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，是气化之自然，因此都有其必然不可易者，这所谓必然不可易者，就是理。[83]《原善》卷中，《读孟子论性》。[82] 这里所谓道，兼理气而言。

[34]《性理评》，《存学编》卷四。他不主张行先知后，而倾向于知先行后。

[118]《性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。如果读书会使人变愚，那么，不学无术者，就难道聪明吗？总之，对于颜元的这些思想，我们应该进行具体分析。其二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，即由精爽进于神明，去粗取精。如果关起门户，也就无法照物了，这也就是他所说的，耳目口鼻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。

[47] 就是说，心学一派攻击朱学支离，理学一派攻击陆学近禅，两种说法他都同意。这显然是吸收了朱熹思想。此孔子之学与程、朱之学所由分也。[72] 这实际上是对分理的解释。

戴震的另一贡献是，对理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，从而批判了朱熹的唯理论。故圣贤说得恶字煞是迟。

何也？‘穷理居敬四字，以文观之甚美，以实考之，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，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，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，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，主一无适为居敬功夫，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。他和王夫之一样，很同情人民的遭遇，但他更多地反映了市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。

为了强调认识内容的客观性，他不再使用以镜照物的例子，而是提出了以光照物的例子。[45] 其实，从朱熹到颜元，才只有五百年，朱熹何至负一千多年的罪责呢？从这里看出，颜元把读书一概看成坏事，有轻视知识的片面性。但朱熹本人却反对人们一味在事事物物上穷理，他要把人们引上读书的道路。[40] 他打着复古主义的旗号，谈的却是现实的理论问题。他认为，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认识器官而被反映，才成为认识。他以气质论性，性者气质之性，因而是善的。

[103]《性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。自以为得理，而所执之实谬，乃蔽而不明。

[97]《理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。吾之七图，亦适以发明朱子之意云尔。

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，他的说法有进步意义。不然，所谓重行，无非还是无欲、去欲那一套。

[13] 他的气质性善说，实际上是对理学性善论的一个否定。乃知先生不惟得孔、孟学宗，兼悟孔、孟性旨，已先得我心矣。如果按照这种学说治理国家，必然害于事，害于政，以祸人。他说：孟子所谓性，即口之于味、目之于色、耳之于声、鼻之于臭、四肢之于安佚之为性。

[11]《性理评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一。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矛盾进一步深化，市民阶级提出了争取平等的要求。

[77]《天道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。他认为，善原不离血气心知，不离欲和情。

但他的思想却很明确，两仪绝非阴阳而太极却是指气化之阴阳。[111] 就是说，仁义礼智等等本来出于自然，即出于饮食男女等自然欲求，如果离开饮食男女等欲，也就没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。

要认识事物之理，必须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[88]。[10] 朱熹一方面认为，天命之性即在气质中，二者不相离。[93]《理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。苟知问学犹饮食，则贵在化，不贵在不化。

[55] 他大胆提倡，学要成就功业，要成为大匠，要作转世人，不作世转人。[59] 他认为，阴阳五行（举阴阳则赅五行、阴阳各具五行也，举五行即赅阴阳、五行各有阴阳也）在气化流行、生生不息的过程中，具有神的作用。

则吾所谓三事〔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〕，六府〔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、谷〕，六德〔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〕，六行〔孝、友、睦、煽、任、恤〕，六艺〔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〕之学是也。他说：气化之于品物，则形而上下之分也。

颜元还提出：读书人便愚，多读更愚，但书生必自智，其愚却益深。迨见理于事，则已彻上彻下矣。